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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市場陷入目前非理性繁榮景象，房價快速上漲，根源仍然在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及由此而形成的住房模式。
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出現資產泡沫。但是，房地產市場繁榮、價格上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問題，卻相當罕見。不幸的是，這樣的情況就出現在我們身邊。
應當說，每一輪資產泡沫都是各種復雜因素造成的。以房地產市場為例，開發商的逐利、消費者的羊群心理、政府的貨幣信貸政策，都與非理性繁榮難脫干系。民眾中的一部分抱怨買不起房，而另一部分則瘋狂投入炒作中，甚至那些成為“房奴”的人，其購房需求也部分來自投機。
不過，中國房地產市場陷入目前非理性繁榮景象，房價快速上漲，根源仍在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及由此而形成的住房模式。
城市化意味著城市需要占用原來的農業用地。事實上，大量城市人口都在從城市向原來的郊區遷移。但根據現有的土地法律，政府壟斷了供應工商業用地和城市人口居住用地的權力。必須由政府向農民征用土地之后，這些土地才可以用于工商業開發和城市居民居住。由于種種原因，政府只向開發商出讓它所占有之國有土地，而拒絕向家庭及若干家庭組成的類似于住房合作社之類的組織出讓土地。
由此形成了我們目前基本的城市房屋解決模式：政府壟斷土地供應，開發商壟斷房屋供應。所有人都必須向開發商購買房屋，因為政府只向房地產開發商供應土地。
專家們分析說，這種模式與香港地產模式大體相同。事實上，它很可能就是模仿自香港。而內地地方政府之所以模仿香港模式，乃是看中了香港模式的一項巨大優勢：它能給政府帶來巨額財政收入。香港政府的最大宗財政收入是售地收入，目前內地各城市的收入結構也基本呈現這種特點。
但也正是這一點決定了，一些地方政府成為地產市場上的一個完全的逐利者。它本能地傾向于通過操縱土地供應，哄抬土地價格，從而使土地成本不斷升高，推動房屋價格迅速升高。因此，香港模式的基本特點就是，高地價、高房價。
這種模式的經濟后果是，房地產業在城市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非常高，而這意味著城市經濟缺乏創造性，因為房地產業其實是最原始的產業。這種模式的社會后果是，社會財富畸形地體現到土地與物業上，而普通民眾大量地成為房奴，窮畢生之力供房，抑制社會整體生活品質的提高。
香港模式也會導致另一個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后果：大量低收入群體根本買不起房。因此，香港模式除了高地價和高房價之外，還有一個顯著特征：住房高福利。也即，政府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大量住房福利。有統計稱，在香港，居民公屋入住率達到50%以上，即香港一半以上的中低收入民眾可以通過住房保障體系來解決住房問題。
因此，香港歷屆政府通過出售土地套取的利益，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變成了低收入者的住房福利，這是對完全向政府、向房地產傾斜的房地產模式的一種矯正。
不幸的是，這一點卻被內地各級政府有意忽略了。政府提供給低收入群體的住房福利微乎其微。廉租房幾乎沒有，經濟適用房比例低下。也就是說，內地只模仿了香港模式的前半截，高地價、高房價，卻忘記香港模式的后半截：住房高福利。
各地政府在住房市場化改革的名義下，把幾乎所有城市居民推進房地產市場，而這個市場卻已被政府強行地嵌入了一種地價、房價傾向于非理性上漲的機制，使低收入者無力購買房屋。這就是住房問題成為一個復雜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癥結所在。而政府過往進行的宏觀調控之失靈也證明，只要現有的房地產模式不變，房價騰漲、中低收入群體住不起房的格局，就無法從根本上改變。
解決之道在于改變城市居民解決住房問題的基本模式。
我們換一個角度思考。占人口多數的農民的住房問題，從未成為社會問題。原因在于，農民可以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獲得屬于自己家庭的宅基地，從而房屋成本是完全可以控制的。當今城市人口解決住房問題，也可以參考這種古今中外通行的模式。
也就是說，城市家庭可以到郊區向農民購買土地建設使用權，并以家庭為單位或組合為住宅合作社，自行建造自住房屋。當然，商業性開發公司也可以直接向農民購買土地開發商品房。但是，它們將不再是城市房屋的壟斷性供應者。
這里的要害是，屬于農民的農村集體土地，毋須經過政府征用環節，即可跟國有土地一樣，轉讓建設用地使用權給城市居民用于建造房屋。這樣做有兩個明顯的好處：第一，從城市居民角度看，繞開政府征用土地、房地產開發商從政府手中購買土地這兩個環節，住房成本立刻就可以大幅度降低。第二，農民仍將保有對自己土地的所有權，而又可以獲得比政府征用高得多的土地轉讓收益。由此，城市化的擴張，將采取一種分散的方式，由城市居民在與農民討價還價中進行。而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將自然地實現向市民的轉化，不會因為城市化反而成為生活沒有著落的“失地農民”。
當然，這一改革最大的利益受損者將是各地政府，因此，土地制度改革的關鍵就是，政府作出選擇：是毅然舍棄自己的既得利益，真正地以民眾——既包括城市居民、也包括農民——利益、以公共利益為其惟一的追求目標，還是繼續作為一個壟斷性商人，在土地市場上逐利？
假如這一改革難度過大，那么，退而求其次，也應當考慮，對房地產開發過程中的各級政府施加更為剛性的約束。第一，在征地環節，政府應當按照未來的土地轉讓價格，而非如當下按照農業產值確定征地補償標準確定給農民的征地補償。因為，政府征用土地的目的是為了工商業用途。土地交易價格取決于未來的收入流。
第二，各地政府建立公共住房福利基金，比如說，土地轉讓收入的一定比例必須用于補充這一基金，用于向中低收入群體提供住房福利。
第三，土地轉讓收益的另一部分，應當用于新開發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建設基礎設施是政府的責任。讓開發商承擔這個責任，實際上是讓業主承擔，這等于對業主雙重征稅，因為，業主作為納稅人，其稅款的一部分本來就是用于購買政府的基礎設施供應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秋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