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政府通過硬性降低高校擴招增幅，矯正了擴招過速帶來的一些問題，并且通過“普通勞動者”的新定位，試圖調整大學生和家長的期望值
“大學生應定位于普通勞動者”，“不能再自詡為社會的精英”。在5月22日《中國青年報》一組關于2006年大學生就業形勢的文章中，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負責人對大學生給出了上述“新定位”。這一“新定位”，迅速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其中，網絡上的反響最為激烈。
此前兩天，勞動問題專家、華東政法學院教授董保華在接受本刊采訪時也說：如今的應屆大學生，在一定范圍內已經成為“底層就業者”。
政府與專家的這一偶合，折射出2003年以來一年緊似一年的大學生就業形勢。起初，政府千方百計保障大學生就業，后來囿于形勢退為“保證工作簽約率”，隨著“簽約率”逐年下降至如今的8成，政府不再死守過去的目標。過去的“社會精英”終于歸位于“普通勞動者”。
上下游齊發力
隨著2006年大學生就業進入關鍵時刻，5月以來，政府不斷放出信息，從上、下游對愈發嚴峻的就業形勢進行破解。
上游措施是，5月10日， 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高校擴招增幅進行控制。5月19日，主管教育工作的國務委員陳至立在國務院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招生管理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今年高校的擴招增幅為5%。顯然，擴招增幅如果得到控制，對就業壓力的緩解效果將在4年后得以顯現。
人事部今年初的一項調查表明，將在2006年就業的大學生達到413萬，而在擴招前的1999年，這一數字尚不足百萬。7年之間，中國大學入學率從7%左右猛漲至21%左右，增幅列世界之最，也被一些學者認為嚴重背離了發展規律。
“GDP的增長接近10個百分點，高校擴招增幅也應該與之仿佛，出于對人才的需求，擴招增幅可以大體控制在15%左右”，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管理學院副院長杜育紅告訴本刊，“但是，1999年的時候，政府并沒有采納一些學者的意見。如今，動輒擴招增幅50%、100%的后果爆發出來，直到現在政府終于出面修正原來的方案”。
但是，這一修正并非易事。教育部的相關人士告訴本刊，去年和前年，教育部分別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將高校擴招增幅控制在8%和7%，“各地增幅卻超過20%”，“到了今年，只好由總理出面，抬高行政規格對擴招增幅過大的勢頭予以遏制”。
政府采取的下游措施是，除了加快建設就業服務網等技術環節，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還與《中國青年報》合作推出5月22日的一組報道，坦承全社會總體“就業形勢嚴峻”“勞動力供大于求，缺口超過1400萬，比2005年增加100多萬人”，“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東、中、西部的區域結構性矛盾和高校學科專業結構矛盾同時存在”，“大學生應定位為普通勞動者”，以此對應屆畢業生發出警示。
這一警示，在各大門戶網站迅速引起熱議。不少人抱怨說：我入學的時候、向我要錢的時候為何宣傳我是“社會精英”，等我畢業的時候卻把我打為“普通勞動者”？盡管多數網民表示支持教育部的這一“新定位”，一家門戶網站的當天的投票為正方11000票，反方7000票，但反方的人數之多或許也給了這一措施很大壓力。
“擴招和就業就好比天平的兩端，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擴招少了，家長和學生不答應，就業不理想，社會意見也不小。而無論對天平的哪一端進行緩解，都將影響到另一邊。”一位教育學者告訴本刊。
正反兩個22%
2003年，也就是擴招開始4年之后，大學生就業供大于求的矛盾開始顯現出來。在政府包了幾十年分配、大學生是“社會精英”等思維定式的慣性作用下，上至政府、下至高等院校都不愿意正面承認就業緊張的現實。中國人民大學一位研究勞動人事關系的學者告訴本刊，很多學校采取了延長時間等方式(比如，簽約時間不再卡死在7月畢業那一刻)來提高“簽約率”。2004年的高校畢業生簽約率因此達到九成左右。
一年后，仍然是把時間延長至年底，2005年的本科生“簽約率”“穩定”在了90.7%。但今年3月人事部網站的資料顯示，最近幾年大學生總體就業率只有80%左右。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成為業已存在的社會現象。
人事部今年3月發出預警說，今年的大學生就業形勢更為不樂觀。2006年，統計地區(24個省、市、自治區和15個副省級城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預計需求高校畢業生1665044名，與2005年各地已吸納的2141233名相比有大幅度降低，降幅為22%；同時，2006年全國高校畢業生達413萬人，與上年相比增幅達到22%。也就是說，供給上升了22%，需求卻下降了22%！由于調查樣本巨大，誤差小，反映出的現實是：大學生就業比去年嚴峻4成以上。
80%的就業率，意味著失業人數為20%。這已經是社會“健康失業比重4%”的5倍之多。考慮到這一現實，加之不斷出現大學生“零工資就業”的情況，本刊采訪的多數專家表示，大學生是“普通勞動者”在兩三年前就已成為現實，政府如今只是客觀描述而已。
期待理性選擇
按照一個GDP增長的百分點帶來100萬個就業機會計算，每年新增工作崗位不過千萬個，而今年大學畢業生有413萬之多，加上農村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有1200萬，就業缺口之大，“不是政府政策所能控制的”。杜育紅說。
浙江大學校長潘云鶴在一次會議上發言說，目前我國勞動力仍然集中在第一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是教育、文化、科研、金融、保險、信息服務等“白領”最集中的領域，這些部門所能吸收的勞動力充其量只占勞動適齡人口的4%左右。我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勞動的智能化發展將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青年人社會職業的選擇必須面對這個現實。
出于這個理由，政府對就業結構的調整也只能逐步進行，非一朝一夕所能見效。教育部高教司負責人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報考專業不要跟風，原來的冷門專業，比如地質和礦業，由于能源的短缺已經成為熱門專業。“專業的冷與熱是動態的”。
在《中國青年報》這組報道的另一篇文章中，中國農業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盧兆彤透露，動物醫學和氣象學“畢業生總量不大而就業空間巨大”，待遇也很好。顯然，政府在通過媒體引導家長和學生報考前做出正確的抉擇。
“高等教育歸根到底是一種私人投資，家長應該提前做出抉擇，是不是孩子都要上大學？上大學是不是收益很大？高收益比例有多少？所謂的‘冷門’專業前景如何？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在就業形勢不樂觀的今天，媒體應該呼吁家長進行理性的選擇”。杜育紅說。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楊中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