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秒鐘夠短的，可能連打半個盹兒都不夠。但30秒，卻讓一名參加央視青年歌手大獎賽的“羊倌歌王”一“錯”成名！連日來，“羊倌歌王”石占明在電視大獎賽上不識國旗一事，被媒體大肆報道。驚嘆、嘲諷、批評、反思，跌到漩渦中的石占明在輿論的喧囂中，回到了山西左權縣老家思過，并請求某部文工團的處分。(《華商報》5月15日)
會有中國人不認識中國國旗？正如余秋雨所說，這樣的事情的確讓人“痛苦”。但綜觀此次事件的報道與評論卻發現，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同樣看到了很多“讓人痛苦”的躁動。
首先說“不識國旗”這個命題本身，便是個被偷換了概念的“偽命題”。石占明的遭遇絲毫不比那個被曲解了的北大教授張頤武好多少，只是張頤武可以通過博客向媒體辯解，石占明卻不會。為什么說是被偷換了概念呢？既然很多媒體都有意識地淡化了當時“出錯”的情景，我們只好通過一片片的枝節末葉，去還原當時石占明面對的題目：大屏幕上呈現三面國旗(新西蘭、澳大利亞、英國)，請選手分別說出是哪個國家的。石在回答出其中之一后，承認不知道剩下的兩面，隨著計時的“嘀噠”聲，他如同其他很多人一樣“蒙”了一下。口不擇言地“蒙”出了最熟悉的“中國與日本”。于是，“不認識國旗”的命題就誕生了。
可見，這樣一個“定性”是偷換了概念的產物。就好比說，你參加中文考試，一道填空題問“生當作人杰”是誰的詩句？你不知道是女詞人李清照的，腦子里只知道有個李白、杜甫。然后聽從老師“考試盡可能不空白”的告誡，蒙上了“李白”。你錯了，然后就有人隨之得出結論：你竟然連男女都分不清！冤枉乎？
排除掉不認識國旗的真實之后，再看有人為其套上的“愚昧無知”的帽子。費孝通先生曾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感慨鄉下人的“愚”：農村人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閃汽車，于是便有司機朝農民吐唾沫，罵他們“笨蛋”。費先生不平，說這不能說明鄉下人“愚”。鄉下人不知如何給汽車讓道，就像城里人跑到鄉下看到苞谷贊嘆“麥子長得這么高啊”一樣，一切不過是個知識問題，而不關乎一個人的人格。但有趣的是，很多媒體在報道中，把石占明從山西左權提溜到“陜西”，可能在他們的辭典里，包著羊肚毛巾的肯定是“陜北人”，卻不知道以堂堂的抗戰將領左權命名的左權縣是山西的。石占明說不出澳大利亞國旗是“愚昧”的話，不知道“山陜不分”的先生們算不算愚昧？
有好事的記者在第一時間跑到石的家中，采訪他的兒子，告訴讀者石的兒子是認識國旗的。言外之意，老石，兒子都知道老子不知道，夠丟人的吧，干脆買二斤棉花包上腦袋撞豆腐算了。做這樣新聞的人實在讓人懷疑其居心？
退一萬步講，即便“不識國旗”的命題成立，一位山區里的農民不認識中國國旗，是一件什么性質的事情？如果做個詳細調查，億萬公民中，尤其是在家用電器只有手電筒的家庭中，真不知道國旗的肯定有，不會唱國歌的也不會是個小數字。當我們真的面對這樣一個人大呼小叫的時候，是不是表明了我們太不了解中國的國情？
一直以來，我們活在一個由媒體制造的越來越以“城市化”為標準的生活中，一大批最基層尤其是山區人民的生活，被人為地“邊緣化”，他們只活在想像當中——我們認為他們“應當”知道這個，“應當”會用那個，卻并不知道他們真正是什么樣子。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即便一個不認識國旗的農民，我們要反思的只能是社會的悲哀，決非個人的“人格”責任。我們的國民社會教育因何而缺席？在新農村的建設中，是否也高估了我們的發展水平與社會起點？
如今，大獎賽繼續進行，社會繼續喧囂，不知道老實巴交的石占明作了怎樣的努力才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只知道由于我們難以告人的娛樂需求，他現在不得不回到家里“反思”。不知道石占明如何反思，反思什么？他是否背負了不該背負的責任？有人說，寬恕石占明吧，那么，是否有人需要石占明的寬恕？社會躁動喧囂比起“不辨澳大利亞國旗”，究竟哪一個更需要反思？(來源：畢詩成 作者：畢詩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