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鄭興、陶甜
嘉賓：
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 劉江永
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 周永生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呂耀東
今年4月是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上臺5周年，9月小泉的本屆任期行將結束，小泉已經承諾不再競選下任首相。“后小泉時代”一詞也頻頻見諸報端。
問：小泉自2001年4月上臺以來，一直奉行緊緊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在重大國際問題中，不顧國內人民的反對，唯美國馬首是瞻。您認為小泉為什么會采取這種政策？
劉江永(以下簡稱“劉”)：小泉及其政策智囊認為：美國將長期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日本要成為世界政治大國，首先要依靠美國的支持；日本是海洋國家，只有同以美國為首的海洋國家建立聯盟，才能確保本國安全，牽制或平衡大陸國家的崛起，應對朝鮮半島、臺灣海峽和東海問題等；換取美國對小泉改革和對外政策的支持，鞏固自身執政基礎。此外，以支援美軍為由，把自衛隊派往海外，進一步給本國在軍事領域松綁。
周永生(以下簡稱“周”)：從政治因素看，日本國家戰略目標是要成為世界級政治大國，努力爭取“入常”，主導東亞地區事務，因此必須得到美國的提攜；從經濟和文化因素看，20世紀最后10年，日本綜合國力相對下降，而美國經濟保持繁榮，崇尚強者的民族文化心態，使日本崇美心態更加嚴重；從軍事和安全因素看，面臨中國的崛起，朝鮮的政策和臺海局勢，日美安全同盟能夠保障日本的安全。
呂耀東(以下簡稱“呂”)：以日美同盟為基軸是日本保守政府一貫的外交政策。保守派小泉2001年上臺執政后，“普通國家”論成為日本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即主張自由、自助和自決，進而實現政治軍事大國化。實現“普通國家”，擺脫“戰敗國”地位的束縛，目前尚需依托日美同盟來實現。2002 年的《21世紀日本外交的基本戰略》指出：“日本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重要的目的是確保獨立與國土、國民的安全。在可預見的未來，其現實的手段只有日美安保體制。”
問：由于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立場，小泉嚴重傷害了二戰中亞洲受害國家人民的感情。小泉因此被指不懂外交，日本也游離于亞洲之外。您認為小泉的做法是因為其真不善于外交嗎？
周：小泉這一做法企圖達到兩個目的：一，逼迫中韓等國承認日本國內為侵略歷史翻案的逆流，借機清算二戰以后日本和平憲法與國際政治中把日本作為戰敗國的某些制約，使日本成為不受特別約束的政治大國，徹底甩掉歷史包袱；二，煽動日本民眾同國際的對立情緒，把自身打扮成是維護日本利益的民族英雄，在短時期內撈取政治選票。長遠目的是誘導民眾極端情緒，推動修改憲法，提升軍事力量和軍事行動能力，借機反制中韓等國、主導東亞事務。
呂：這恰恰是小泉保守政府亞洲外交政策的體現。以日美同盟唯上、輕視亞洲和否認侵略歷史是小泉保守政府外交政策三大誤區，也是日本游離于亞洲之外的根本原因。首先，小泉政府全面奉行“挾美制亞”的對外戰略思路，導致其亞洲外交全面弱化；其次，日本民族保守主義者認為，承認侵略歷史并一再地向亞洲國家謝罪將會影響日本的“形象”，妨礙日本成為“政治大國”。小泉頑固地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目的是為了使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常態化，全面否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所犯的罪行。
劉：小泉上臺后給人一種“內政內行，外交外行”的印象。其外交失敗的原因在于：一，受日本政治右傾化和偏狹民族主義的左右，遇到同亞洲鄰國的矛盾時，總是優先考慮國內政治。一直堅持把參拜靖國神社置于改善同鄰國關系之上便是例證；二，受錯誤形勢判斷影響明顯。如，認為只要搞好日美關系，就能搞好同亞洲鄰國關系；三，外交用人失當，從町村信孝到麻生太郎對外強硬政策步步升級；四，外交手法僵硬，決策機制走向“獨裁”。
問：近年，日本努力拓展新的外交空間，增大在國際上的聲音。但是，效果并不如人意。特別是其加入聯合國安理會的夢想也遭到重挫。您認為日本在邁向政治大國的進程中，為什么屢戰屢敗？
呂：失信于亞洲鄰國和過分強調美國因素是“爭常”失敗的根本原因。日本一向奉行以聯合國為中心、與西方國家保持協調、堅持亞洲一員的立場的“外交三原則”，一方面通過積極“爭常”謀求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又在淡化、否認甚至美化侵略歷史，使亞洲戰爭受害國認識到日本缺乏“爭常”的資格。美國表示不支持日本“入常”，也反映出日本在外交上盲目追隨美國，缺乏外交自主性的致命弱點。
劉：日本做政治大國的目標之一是“入常”。失敗原因是：一，美國不支持日本“入常”；二，為爭取“四國集團”方案的通過而造成了對立面——“團結謀共識”的反對；三，優先考慮日美同盟的外交姿態，使其喪失地區代表性。尤其是日本領導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嚴重傷害了鄰國人民的感情，導致“鄰國認可度”降低。此外，日本鷹派人物借口爭取美國支持日本“入常”主張出兵配合美軍作戰，而日本越是走向海外用兵，亞洲鄰國對其“入常”就越不放心。
周：失敗原因在于，日本沒有能夠很好的理解《聯合國憲章》的宗旨，把加入安理會僅當作實現政治大國目標的手段，不斷傷害曾經遭受其侵略的亞洲國家人民的感情，不能得到聯合國成員國的普遍信任和大力支持。企圖以短期政策手段獲得長遠利益，對于國際的貢獻表現出明顯的功利性，如自愿大幅度提高給聯合國的會費，目的是要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當這一目的受挫后，立刻以減少會費相要挾；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時，每每要求對方要支持日本“入常”。
問：今年9月，小泉本屆任期行將結束，小泉已經承諾不再競選下任首相。“后小泉時代”一詞也頻頻見諸報端。您認為“后小泉時代”的日本對外政策會有什么特點？
周：“后小泉時代”充滿了不確定性。如由小泉嫡系人物掌權，將延續既有對外政策；如中日、韓日關系問題成為日本國民關注焦點，中韓又能對此有理有力有節地處理的話，不排除小泉政權因此受到國際社會和國內的抨擊，屆時自民黨內一些有實力的元老和其他派系政治力量可能會發揮作用，推舉比較穩健的福田康夫或與謝野馨等人執政，此外，也不排除爆出黑馬的可能性。這將使日本對外政策出現較大調整，尤其是可能重視亞洲，努力協調與中韓關系。但重視美國、甚至是追隨美國，將是日本難以改變的長期外交政策。
呂：“后小泉時代”仍然會保持“小泉時代”外交政策的連續性，這是日本外交戰略所決定的。日本為了保障本國的“安全與繁榮”，將會在加強日美同盟的同時，繼續推進“普通國家化”，將會借美國的亞太利益進一步實現軍事大國化，走向行使集體自衛權。可以預見，日本的“外交天平”必然會傾向于美國。從長遠來看，日本將在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同盟的同時，與東亞各國保持“不確定性接觸”關系。
劉：現在談論 “后小泉時代”需十分慎重。到今年9月之前，日本政局還可能出現難以預料的變數，要看誰上臺才好預測其對外政策特點。估計未來的日本外交仍會著力加強日美關系，并爭取改善同中、韓等亞洲鄰國的關系。屆時，日本領導人是否參拜靖國神社將成為其能否改善同中、韓等國關系的試金石。若日本新領導人不能擺脫小泉的影響，不能頂住國內右翼的壓力，要想推行有自身特色的外交則決非易事。
[1] [2]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