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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公民的概念，有了完整的‘人’的概念，‘熟年單身’就可以出現了。”
“人類文明史，就是單位史。打獵的時代、種地的時代，都是如此。在這些時代，單身活不下去。連和尚、尼姑、道士都是有單位的，他們的單身是職業特征，職務行為，不是真正的單身。”中國性學會官方網站總編輯李扁認為，什么時候有了公民的概念，有了完整的人的概念，“熟年單身”就可以出現了。
人類文明的進步有兩條并行的主線：一條是個人對個人的依賴性越來越弱；另一條是個人對社會的依賴性越來越強。
中國單身進化路線
“一種與傳統的游戲規則相悖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猶如生命力極強的熱帶藤狀植物，枝葉茂密地在我們的周圍無限制地蔓延開來——掙脫了婚姻紐帶之后，男人和女人將怎樣生活？”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葛紅兵在《現代都市的單身群落》一書中，描述這種越來越被中國現代都市人認可的單身狀態。
葛紅兵介紹，中國高層單身的進程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后漸進的。計劃經濟時代，個人生活的自由度很低，單身成為了眾矢之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單身分不到房子，一些人為此被迫結婚。而隨著社會的逐步開放，社會對單身生活的容忍度在增加，經濟上的逐步寬裕也為“熟年單身”提供了可能。特別是1995年的上海，一些在大公司工作的白領女性單獨拿到了房屋補貼，成為單身族的標志性事件，這意味著“一個人也可以組成一個家庭”。
“熟年單身”從一種另類變成一種常態。事實上，單位情結的瓦解，人口流動的頻繁，導致熟人圈子的縮小，以及激烈的社會競爭等都在加劇“熟年單身”群體的壯大。
在北京一所師范大學任翻譯的鄭華接近知天命之年，70年代的時候，他曾經因為單身招致了很多猜疑，“有人會覺得單身是不是沒本事？或者生理有問題？總是用懷疑的眼光看待。”但漸漸地，鄭華不再扎眼了，反而有朋友羨慕他的單身狀態。
大學畢業留京后，如今31歲的公司職員陳貝主動選擇了單身狀態。陳貝表示，客觀上現代社會的一切變遷都在助長單身風氣，比如遠離家庭、工作繁重、其他娛樂和交際方式的過多等等。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學者陳慧平則從科學技術發展的角度看待“熟年單身”的成因。她認為隨著高科技的不斷進步，人類的道德觀念、生活方式也會發生變化。“當生育不再與婚姻的傳統模式緊密結合時，原本息息相關的人類繁衍、生活、愛情、性愛和親子關系被打破，‘父將不父、母將不母、子將不子’的局面將可能出現。”其直接結果是傳宗接代的概念被時代弱化，而曾因此備受道德壓力的中國單身將越來越輕松。
單身的“三三開”未來
“在英國或者法國，如果你對一個單身母親說你真可憐，你這個人就不配當政府官員。”葛紅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在歷時兩年對城市單身群落的采訪調查中，深有感觸：一是沒有想到在中國底層單身貧困這么嚴重；二是沒有想到單身產業發展這么龐大，俱樂部、婚介所經營如此混亂，單身者受到殘酷剝削，常常被商人利用，特別是很多單身女性缺乏經濟和法律保護。
葛紅兵認為，需要從“制度設計上”保護單身者的利益，乃至由國家對此進行經濟援助。葛紅兵說，雖然單身正在中國逐步成為常態，但是社會寬容度還遠遠不夠。包括我們人生過程中填寫的數不清的表格，均要標注“婚否”，就是一種明顯的單身社會歧視。至于單親家庭更是沒有得到必要的扶助和社會接納。家長對“熟年”子女仍然施以巨大壓力；社會的福利措施又往往和家庭聯系在一起，對于單身實施的其實是“懲罰性福利”。以北京一些國家機關為例，至今不給單身女性相應的房屋補貼，“熟年單身”還必須與眾人一起棲息集體宿舍的例子不在少數。
而在新加坡，“熟年單身”逐步增多，迫使政府不得不改變政策，比如政府組屋，即公家津貼蓋的廉價房，原本只能夠由夫婦或家庭(如父母子女)購買，如今超過35歲的“熟年單身”也可以購買。
旅居上海的臺灣作家藍懷恩表示，與臺灣“熟年單身”相比，大陸單身的民間生存氛圍也有待改善，“可供成長和發泄，甚至打發時間的管道太少。”藍懷恩介紹，臺灣“熟年單身”志愿者比較多，相關社團更是多得不得了，她自己就曾經為此開過寫作班，很多單身女性來，不是為了當作家，完全是抒發寫作愛好，尋找生活的樂趣。
葛紅兵說，只有市場經濟進一步發達，社會寬容度進一步增加，且社會福利、相應法規完備下的單身，才能夠真正稱作是達到了自由境界。而這是一個漫長的觀念開放的過程。他預計，隨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單身將會越來越多，也許能達到三三開，即三分之一的人結婚，三分之一的人非婚同居，三分之一的人單身，但是有多性伴侶或者是無性伴侶。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學者陳慧平認為，從被科學技術所決定的社會發展趨勢來說，“像許多社會現象一樣，單身現象的規模、程度及趨勢最終符合的將是自然歷史規律，而不是以個人或群體的意志為轉移。對單身者沒必要推崇，但也不應該歧視。”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羅雪揮 榮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