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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終于水落石出了。圍繞在韓國克隆先鋒、民族英雄黃禹錫身上的光環終于褪去。2005年12月15日，韓國“克隆之父”、首爾大學教授黃禹錫正式承認，其研究小組于今年5月在《科學》雜志發表論文所說的胚胎干細胞，大部分并“不存在”，并要求《科學》雜志撤銷該論文。
黃禹錫研究小組于5月19日在《科學》雜志發表的論文宣布，首次成功利用11名不同疾病患者身上的體細胞克隆出早期胚胎，并從中提取了11個干細胞系。
論文作者之一、韓國米茲梅迪(Mizmedi)醫院理事長盧圣一在接受韓國KBS電視臺采訪時說，“黃教授稱培養成功的11個胚胎干細胞中九個確實是假的。另外兩個也不能確定真假。”
遺憾、震驚、痛惜，或者正如韓國人所說的，將12月15日視為韓國科學界的“國恥日”。但是，這決不是幸災樂禍或說風涼話的時候。因為弄清這樣一位被視為“民族英雄”的研究人員或科學家為什么要作假，才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黃禹錫為什么要作假，而且是在世界尖端科學領域，同時又是敏感的“科學雷區”踩雷？這個問題也許只有黃禹錫自己能回答，但事情的起因總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除了黃禹錫自己要負責任，整個社會的浮躁心理和大而言之的“民族主義”心理，都是推波助瀾的罪魁。
繼今年5月20日黃禹錫在美國《科學》雜志發表了用病人的皮膚細胞克隆出了與病人基因相符的胚胎干細胞的成果后，又一發而不可收拾，于2005年8月3日在英國《自然》雜志上報道，克隆出了世界上第一條克隆狗“史奴比”。
求真是科學的基本精神
于是黃禹錫迅速成為韓國的的民族英雄，同時成為振興韓國的科學巨匠。于是大韓民族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重任和希望都落到黃禹錫身上。除了韓國媒體，世界各國的媒體都在連篇累牘地報道黃禹錫是怎樣從人生和科學事業的方方面面，演繹了另一個丑小鴨變白天鵝的傳奇故事，或者從“灰姑娘”登上王子宮殿的神話。
黃禹錫的出身貧寒、苦讀成才和刻苦鉆研的故事，打動了所有立志于為神圣的科學事業獻身的人們。
但是惟獨人們就忘記了一個最基本的科學精神：以求實的態度和方法驗證黃禹錫的研究是否屬實，哪怕是懷疑或提出一些問題，黃禹錫為什么得以在世界尖端而敏感的領域會如此迅速地取得豐碩成果。有時候，常識不會管用；但有時候，常識也管用。而懷疑的精神同樣是科學精神之一。
作為一般公眾，無法也不可能驗證黃禹錫的研究也就罷了，可是科學界和科學共同體，為什么沒有人站出來質疑或提出一些問題呢？如果早一些提出問題，也許黃禹錫不至于會在今天以這樣的方式謝幕，韓國人也不會感到是“國恥之日”。
社會心理同樣要對黃禹錫造假負責的，還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事實。早在報道黃禹錫的研究有違生物醫學倫理(接受其下屬的卵子并付費)時，韓國文化廣播公司電視臺(MBC)就因此而被遷怒。在韓國，群眾發起了“我愛黃禹錫”運動，抗議報道的電視臺，并同時逼迫電視臺公開道歉，承認他們有違“職業道德”才算完事。
但如今，到底是誰有違職業道德已一清二楚。從民眾的抗議舉動所看到的是，黃禹錫是振興民族科研的英雄，承載著他們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希望，而媒體的揭露真相或質疑的報道可能不僅毀了黃禹錫的、也毀了一個民族的諾貝爾獎之夢。
然而，所有的夢想都必須要有堅實的基礎，并同時受制約于保證這種夢想實現的職業倫理──實事求是。
不過，盡管這位英雄現在倒下了，黃禹錫仍然是英雄。因為他敢于認錯，這正是糾正錯誤的良好開端。(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作者：張田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