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每個時代都在用不同的主流文化解讀著《紅樓夢》，而紅學的曲徑最終將通向最初的起點：把《紅樓夢》看成一部小說，把曹雪芹當成一個作家
2004年6月起，中央民族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曹立波先后在本校學生中進行了三次調查，征詢“80后”的“紅樓觀”，結果“擇偶人選”一題中，賈政人氣指數上升，理由是賈政作為一個嚴謹正直的丈夫，給家人提供了優越的物質環境，在事業上積極上進，知道教育子女，私生活還算檢點；薛蟠和賈雨村也有人青睞，因為此二者在社會上吃得開。“80后”還對《紅樓夢》的社會教化作用另有心得，認為其對當今政府收支平衡有警示。
越來越多的“80后”開始對《紅樓夢》表示出現實興趣。2005年入秋以來，清華大學學生紅樓夢研究會舉辦了“水木紅樓”系列講座，吸引了很多學生來參與“校園紅學”。11月中旬，曹立波主講了一場題為“新世紀大學生眼中的寶黛釵”的講座，她從調研入手，以現實的視角與在場的“80后”共同審視寶玉之“癡”、黛玉之“雅”和寶釵之“時”。聽眾中除了主辦方清華大學的紅樓夢愛好者，還有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的學生現場聆聽。
曹立波說，在她調研的選項中，有的研究生看重《紅樓夢》的版本和成書問題，本科生一般對此不感興趣，而更關注情節和人物。另外由于80年代拍攝的電視劇影響很大(調查者99%看過)，她認為在講解《紅樓夢》中必須要澄清的人物與版本相關的經典問題，“80后”都早已認為“不是問題”。
“這是一個多元的時代，一些人致力于建構具有學科性質的紅學，另一些人則傾向于把閱讀、詮解《紅樓夢》當成一種大眾文化消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紅學通史》作者陳維昭如此看待“80后”的紅樓觀。
在陳維昭眼中，《紅樓夢》偉大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能夠適應每個時代的潮流，兩百多年來，每個時代也都在用其時代的文化去解讀《紅樓夢》。而當《紅樓夢》的闡釋不能與時代主潮(如后現代主義)相結合的時候，大眾紅學和泡沫紅學就會登堂入室。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西文化交匯中，王國維曾把《紅樓夢》展開為一個中西文化對話的平臺，探討了人的終極關懷問題；清末的民族主義思潮激勵著索隱紅學的興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民主與科學精神催化著胡適新紅學的誕生，其遵循的自然主義是全球最時髦的文學思潮；20世紀50年代以后，“紅學”被政治化了，70年代，全國范圍內的“評紅”運動將“政治紅學”發展到頂峰。紅學研究徹底與學術無關了，著名紅學家吳世昌回憶：“‘幾十條人命’，‘四大家族的罪惡史’，‘父系母系的政權斗爭’等種種曹雪芹所未寫、高鶚所未補的故事，都是由‘工農兵專業作者’‘做出的新的貢獻’”；20世紀80年代，紅學開始了學術意義上的回歸，現代主義思潮引進了許多西式研究辦法，陳維昭介紹，上個世紀90年代甚至出現了用“女權主義”來詮釋《紅樓夢》。進入本世紀后，紅學艱難地生存在一個大眾消費文化占主流的年代。
不論是在哪一個時代的主流文化里，紅學的顯赫地位都不容置疑，雖然屢屢被政治化。而與紅學相關的還有《紅樓夢》的經濟效應，比如建造大觀園開展紅樓旅游，以及有經濟企圖的地方政府掀起的曹雪芹紀念地之爭。曾經高高在上的紅學經歷了政治濯洗和市場誘惑后不再神圣，無可遏制地市俗化了。紅學曾號稱是參與名家最多的領域，架打得最多的領域，如今也是副產品最多的領域：從國學大師到小家碧玉，從小心求證到聳人聽聞，從學術奇葩到誤讀歪讀，應有盡有。
而無論各個年代的紅學多么繁盛，多么魚龍混雜，《紅樓夢》不過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青年學者陳林認為，什么時候謎猜完了，考據完了，紅學也就完成歷史使命了，可以回歸其本來面目了。教授古典文學的曹立波為此保持了平常心，希望有一天“讀者能夠把《紅樓夢》看成一部小說，把曹雪芹當成一個作家”。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羅雪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