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力亞，目前中國惟一有勇氣公開承認自己感染艾滋病的女大學生。大一時，她遇上了一段浪漫的異國戀情，然而，這段異國戀情卻無情地將她推到了死亡的邊緣，她的生命也從此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甚至讓她看不到希望和未來。她痛苦、迷茫，想到過自殺和逃避，然而，最后，她選擇了公開自己的故事。
得知可能感染艾滋病毒，朱力亞第一感覺就是“一切都結束了”。
2004年4月3日，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個平常的日子，然而，對于朱力亞來說，這天卻成了她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這天下午，她聽到了自己22歲的年輕生命即將消逝的聲音。
“現在感觸最深的就是說那天老師找到了我，他說的第一句話：你知道嗎，他感染上艾滋病已經發病了，就這么一句話，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
“他”就是朱力亞的男朋友，某醫學院的外國留學生。
“第一感覺就是說一切都結束了，過去的快樂也好，或者說是自己得到的一些成績也好，都沒有了。對我生命來說一片空白，過去的一切已經終止了，現在面臨的就是死亡吧。”
讓朱力亞感到恐懼的是一種叫HIV的東西，也就是艾滋病病毒，它一旦進入人體，就會迅速復制，而且終生傳染，最終會使人體免疫系統徹底崩潰，直至生命的死亡。性接觸是其中重要的傳播途徑之一，而朱力亞很有可能會因為這段戀情，遭遇上可怕的艾滋病病毒。
朱力亞2002年剛上大學的時候認識了這位外國男朋友，2003年10月成為他的女朋友，然而享受愛情的甜蜜不到一年，就發生了令朱力亞一輩子都預料不到的事情，她的男朋友被查出艾滋病發病，接著被遣送回國。
為了擺脫對艾滋病的恐懼，朱力亞想到了自殺和逃離。
一種對艾滋病的恐慌氣氛，迅速籠罩在了朱力亞的周圍。“因為從那一天晚上開始我的一切自由都被限制了，不要我到教室去上課，不讓我跟我同學接觸，說話。其實我也知道我不愿意去傷害別人，我知道被傷害的感覺是什么樣子，但是學校每天基本上都在無形地監視我，甚至我的一些言行或者我的去向他們都很關心。他們那天就監視我去買了一次性的碗和筷子，而且用完了，我的垃圾也不能四處丟，他們讓我放好，他們做處理，雖然當時都是在不知道情況的情況下，我的自由就嚴重被局限了。”
隨后，學校安排朱力亞去做了艾滋病病毒檢測。朱力亞心里很清楚，她和男朋友之間發生過性關系，而且沒有使用安全套。而艾滋病毒主要是存在于人體的體液中，像血液、精液和其他分泌物當中，很顯然，這種無保護的性關系很容易把病毒傳染給朱力亞。
朱力亞曾經想到了自殺，然而，卻因為安眠藥用量不足，沒有成功。高度的精神壓迫讓她喘不過氣來，于是，她選擇了逃離，她到了西藏。希望這里蔚藍的天空，清澈的湖水，險峻的高山，美麗的花朵，能幫助她擺脫艾滋病所帶來的恐慌，找到一個能夠寄托自己靈魂的地方。
然而，朱力亞的逃離并沒有讓她擺脫對艾滋病的恐懼，她想到了回家。以往每次回家都是快樂的，然而，這一次卻不同，她是背負著一顆受傷的心靈回家的，而她又必須掩飾自己。她的內心躲避著來自父母的親情關愛，她不想讓父母看出破綻。朱力亞的內心非常壓抑，于是，她又一次選擇了離開。
對艾滋病毒攜帶者來說，來自社會的歧視遠比艾滋病本身更加可怕。
2004年9月，朱力亞回到了武漢。不幸的是，她被告知正式確認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打擊接踵而至。學校除了保留朱力亞的學籍外，沒有讓她回到教室繼續上課。朱力亞發現自己突然被這個世界拋棄了。
“到9月份的時候，什么壓力都承擔在我身上了，經濟來源沒有了，學校也不讓我住了，我覺得九月份是我從學校往社會走的那一段時間，是我最痛苦的時候，因為那個時候如果我不夠堅強的話，很可能現在就沒有我了。”
1981年，人類第一次發現了艾滋病病毒，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人類一直沒有找到有效的藥物和療法。然而，人們對艾滋病卻存在許多歧視。因為當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后，并不會馬上發病死亡，而是成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他們與正常人毫無異樣，但仍然會傳染病毒，這是艾滋病最令人恐懼的，人們也由此對艾滋病產生了許多歧視。然而，對艾滋病毒攜帶者來說，這種歧視卻比艾滋病本身更加可怕。
桂希恩教授是我國著名的艾滋病防治專家，首次發現國內因為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桂教授說：“很多人認為艾滋病是一個絕癥，其實我不太同意這種說法，實際上它是可以治療，得到控制可以長期活下去的，是一種慢性感染，但是這一點沒有被社會上認識，社會上一聽見艾滋病就怕。”
在朱力亞的周圍，這個歧視還沒有消除，朱力亞不得不用一些善意的謊言來包裹自己。而只有跟桂希恩教授的交流，她的心靈才能夠得到放松。恰巧，在與桂教授的一次通話中，她遇到了一位從此改變她心態的人。
在經歷各種痛苦之后，朱力亞最終選擇公開自己的故事。
白志藝，艾滋病志愿者，在了解到朱力亞的事情之后，便準備幫助朱力亞度過這個困難的時期。白志藝說：“要改變一個人其實也很容易，只要讓她看到比她更差的一個人，她就感覺自己是一個強者。”
文樓村，許多人因為輸血感染了艾滋病。2004年10月，在白志藝的安排下，朱力亞來到了文樓村，這里許多人因為輸血感染了艾滋病，朱力亞開始走進這些與她有同樣命運的人。
“當時我也想好好地生活，可是我就是做不到，等到我去到那里的時候，我才覺得我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弱者，我真的比他們還強，因為他們才是一無所有。”
文樓村之行讓朱力亞深感觸動，使朱力亞的精神狀態有了明顯的改變。雖然艾滋病病毒改變了她的人生走向，包括生命的長短，但是她認為自己不能再這樣消沉下去了，應該在剩余的時間內多做點有益的事情，讓生命展現得更有意義。
后來，她應聘到一個外語培訓機構，開始安靜下來做點實事。“讓健康人能夠更多地了解艾滋病知識，懂得怎么去保護自己，不要看到艾滋病人幸災樂禍，不要去歧視別人。其實災難對每個人來說是公平的，說不定你在對別人幸災樂禍的同時，你自己會加入這種不幸的行列，如果自己是一個艾滋病感染者，或者是被其他病魔折磨的話，多樂觀一點，要想開一點，很多時候，每個人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在經歷了各種痛苦之后，朱力亞愿意公開她的故事，這是她感染艾滋病病毒以來，第一次以正面的身份面對媒體來講述她的故事，她希望更多的人能夠從她這里吸取教訓。
“把自己血淋淋的教訓告知每一位正在犯錯或者即將犯錯的朋友，挽救每一個年輕、鮮活、充滿希望的生命。”在日記中朱力亞這樣寫道。
【轉載自：《北京科技報》；供稿/央視《走近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