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后，也引出一些新的問題需要回答。比如，對這個理論體系的界定為什么不包括毛澤東思想？對過去講的“始于毛，成于鄧”怎么解釋？等等。這里談談個人的看法。在我看來，需要厘清三個問題：
一是關于近現代中國與當代中國的時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既是個理論概念，也是個歷史概念，即有一個界定當代中國歷史時限問題。對近代中國、現代中國與當代中國三段歷史如何斷代劃分，見仁見智。因為對它的認識會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變化。比如對“近代中國”，其上限起自1840年“鴉片戰爭”，已成定論。它的下限劃在何時？過去將其定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前。近些年來，史學界認為應劃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那么對“現代中國”如何定時？如果“近代中國”的下限定在建國之前，那么其上限無疑從新中國成立算起。它的下限呢？這里首先有個是否劃分現代中國與當代中國的問題。不同學者有不同看法。“當代中國”是目前使用率比較高的概念，十七大報告也多處使用這個概念。我是贊成區分兩者的。
我以為，“現代中國”與“當代中國”的時限劃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重要文獻，都將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劃分建國后歷史的一個界限。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3月就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轉折，這是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的開端。十七大報告也指出：1978年，我們黨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因此，對這個斷代的時限是清楚的。如果承認這樣斷代，那么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現代中國”的下限，也是“當代中國”的歷史起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個有特定內涵的歷史概念。十三大報告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開辟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既然是“開始”、“開辟”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起點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新時期。這即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胡錦濤同志的報告也是這樣認定它的時態的。報告開宗明義講“旗幟”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回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29年歷史成就時，也是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講的。報告還指出：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說明十七大對“當代中國”的時限已有認定。既然有這樣的明確區分，講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理論，就只能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二是關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與創新理論的內涵。馬克思主義是個宏大的理論體系。就理論傳脈言，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都包括其中，并且構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一脈。86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幾大理論成果，可按照實現的兩次歷史性飛躍而區分為基礎理論與創新理論。作為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作為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創新理論。
為什么這樣區分呢？因為兩者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既相通又相異。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盡管提出過許多好的和比較好的思想觀點，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這在第二個《歷史決議》中已有論列。但是，由于在總體上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沒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澤東思想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不系統、不完整。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雖然在黨的八大前后有良好開端，但最終沒有真正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既然指當代中國的創新理論，那么作為基礎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就不包括在內。當然，不包括不等于不重要，它仍然是我們黨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
自十四大提出“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以來，盡管沒有對基礎理論與創新理論作明文區分，但這個區分事實上是存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心內容是學習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十五大報告還指出：“堅持鄧小平理論，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十七大報告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時，說它“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這些都是以區分了基礎理論和創新理論為前提，存在一個說明兩者的關系而講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界定，正是這個邏輯使然。
三是關于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淵源。這是說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淵源理論，而不是本源理論。
所謂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淵源理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對此，小平同志曾經說過：“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正是基于這個認識，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非常流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于毛，成于鄧”的說法。應當指出，在提出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理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以前，這個說法反映了當時的歷史實際和認識水平。但是，自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以后，還有其他創新理論的不斷提出，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既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認識有了很大變化，那么對“始于毛”的說法就要作具體分析。若就我們黨提出要將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找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個思想而言，即從指導思想的方法論而言，完全可以繼續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于毛”。但若就當今提出的一系列創新理論而言，特別是在實行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標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針政策之后來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很難再說它“始于毛”了。那個說法畢竟是上個世紀的認識，根據歷史的發展對一些認識加以修正是很正常的。(石仲泉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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