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國全面抗戰爆發70周年和中日建交35周年。中日需要加強互相了解，方可實現持久友好。但事實表明，要做到中日互相了解，仍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以我們的觀察，右翼極端的和理性認識歷史問題的人皆不是多數，他們是日本社會的兩端，居中的是“曖昧的大多數”……“曖昧的大多數”導致了一個曖昧的政府，也導致了日本媒體的曖昧，他們更愿意談今天和明天，而不愿意談歷史。
———劉愛民
中日媒體需要更多互動
劉愛民(央視《東方時空》制片人、《巖松看日本》節目制作人)
新京報：《巖松看日本》中曾經講到，日本把中國像放在顯微鏡下觀察。那么日本媒體究竟是如何報道中國的？中日媒體互相介紹對方時是否存在某種不對稱？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劉愛民：是的。我覺得中日民間的互動近幾年是比較弱的，而表現得最不如人意的就是媒體，特別是真實介紹對方情況方面。我們可以先分析一組數字。攝制《巖松看日本》期間，我們每天都會關注日本的五大報紙———《讀賣新聞》、《日本經濟新聞》、《產經新聞》、《每日新聞》和《朝日新聞》，將它們有關中國的內容羅列出來，進行分析和對比。我們發現一種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從數量上看，一份報紙每天有關中國的報道都在5條以上，多的可以達到十幾條。從質量上看，當時正值中國的兩會，日本媒體對類似中國的《物權法》、稅制改革等重大的政治經濟新聞進行了報道，另有觀察中國民生的地方新聞，比如河南安陽捏腳成為一種全國性產業。從媒體報道的態度看，我們的感覺是，他們對中國的報道總體比較客觀，情感色彩較少，而且沒有一種專門“挑刺”的心態。
相反，同一時期，我們看到的中國媒體有關日本的報道數量也不少。但客觀的程度、平和的程度不夠。以日本氣象部門誤報櫻花盛開的時間且就此向民眾道歉為例，一些中國媒體便把這作為日本社會的一個負面新聞加以報道。
新京報：以你的觀察，日本主流媒體是如何報道中日之間的敏感問題的？
劉愛民：首先，日本是一個多元社會，媒體的觀點很多，不會很單一。其次，日本媒體報道歷史問題，特別是二戰問題時的態度與日本國民的態度是吻合的。以我們的觀察，右翼極端的和理性認識歷史問題的人皆不是多數，他們是日本社會的兩端，居中的是“曖昧的大多數”。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呼聲就非常響亮，給人的感覺是他們人數甚眾。日本除了代表極右翼的靖國神社和理性揭示日本二戰歷史罪行的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還有一個“鹿兒島神風特攻隊博物館”。該博物館代表了日本大多數國民的真實情感，既有對死者的惋惜懷念，亦有對戰爭的譴責與對和平的祈禱，但是他們對戰爭的反思是淺層的，也不愿意進行深刻的反思。
“曖昧的大多數”導致了一個曖昧的政府，也導致了日本媒體的曖昧，他們更愿意談今天和明天，而不愿意談歷史。
新京報：中日媒體的互相報道對兩國人民的互相了解及兩國關系可能產生什么影響？
劉愛民：我們赴日制作《巖松看日本》時引起了當地媒體的關注。日本NHK電視臺的晚9點新聞節目(類似中國的《新聞聯播》)和英語頻道專門對此進行了比較客觀的介紹。我們的新聞報道活動本身已成為日本的一條新聞。以此為契機，日本一些媒體進行了反思，覺得他們對中國的報道還不夠，甚至存在一些片面性。
比如，日本一些媒體就經常拿此前中國抵制日貨的舊事說事，使得日本民眾以為中國人對日貨和日本民眾就是這樣一個態度。因此，NHK電視臺計劃拍攝一個看中國的節目———《激流中國》。如果兩國媒體的互動能夠繼續深入，使報道更加真實、客觀，對兩國民意的善意釋放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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